探究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内涵、方法与指向——对话上海师范大学李路曲教授
本期嘉宾·李路曲
李路曲，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政治学研究》主编、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东亚政治、新加坡政治。先后在《政治学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代表著作有《新加坡道路》、《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学解析》等。
比较政治学发源于政治分析中由来已久的比较政治方法，在二战以来逐渐成长为一门成熟且受众广泛的学科。随着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与发展，比较政治学也开始受到重视并且成为受到诸多学者关注并投身于其中的热门研究领域。并且，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发展“面向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的声音也逐渐兴起。但是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比较政治学在学科范畴、研究方法与层次等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争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期学人专访有幸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李路曲教授，为大家在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内涵、研究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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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李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政治学人平台的专访。我们了解到，近期您主持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研究范畴”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有出版相关著作的考虑。在访谈的开始，您是否可以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一点小福利，透露一些关于本书的亮点以及您预期的写作思路？
感谢政治学人的邀请！我是有计划编写一本比较政治学的教材。继国外197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比较政治学的教材有一个出版高峰后，近20年来中国关于比较政治学基本理论、方法和议题的著作和教材也不时断推出，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比较政治学要关注现实政治，而现实政治在不断更新，因此学者要对这些新的现象进行研究。此外，仅仅关注议题本身的变化还不够，还要考虑到它的实质性或宏观的变化，例如，现在有学者指出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现实政治的密切交流，政治世界正在发生从简单的“国家性”向多种政体的“复杂互赖”的转变，这使得过去的以变量为单位来进行研究的路径不再是反映现实政治变化的唯一单位，而是要关注“模式政治”并建立新的“理想类型”，以此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单位，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比较的等效性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书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它当然要结合我们侧重研究的内容来写，或者说除了要有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和主要议题这些一般内容并尽可能吸收学界研究的新的成果外，会有一些内容探讨学科规范的问题，例如探讨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特质、学科范畴以及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谈学科发展的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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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您曾在2019年政治学人举办的全国学术年会上告诫学人们，“不能从尊重历史走向历史决定论”。您既具有历史学的求学背景，又具备多年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经验，请问您是怎样在研究中妥善处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之间关系的？
政治学者研究历史的发展并从中总结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当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在国外和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之，而且可以说所有的政治学和历史学者都关心历史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当今中国的崛起使一些政治学者认为有必要从历史中探讨影响中国发展的因素，从研究路径来说，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从研究的议题和方法来看，是有创新的，无论是学者还是社会都会从这一研究过程和成果中受益。
我所指的是要注意另一种倾向。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尽管这句话的涵义很丰富，但有一点与比较研究方法中“不要根据因变量来选择案例”有异曲同工之义，即如果研究者研究历史的动机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或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认定的事实，就可能发生选择性偏差，这会导致结论的偏差。例如，在如何认识中国40年来发展和崛起的问题上，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是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一种认为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或者说选择比较的参照物不同。强调改革开放的作用主要是进行历时性比较的结论，而强调中央集权(这里不是指某一具体发展阶段的集权与放权的争议，而是某指一种模式)则是横向比较、尤其是与西方模式比较的结论。如果仅孤立地进行比较，不是选择的偏差。而合理的比较应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要从历史中去寻求传承因素，都要选择不同的案例或变量进行验证，而不能只选择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容易证明自己观点的案例。这还包括如何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看中国模式，即与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各国的发展“奇迹”与模式进行比较。在这个大历史中看中国的发展才可能客观。因为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融入世界的过程，不能孤立的看中国的发展。
实际上，约两年前政治学人平台的一位编辑曾提出采访我的学术经历，但我一直认为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总结的。从我个人的学习经历来说，确实是学习历史出身，所以我介入政治学的入口就是研究政治发展，因为历史发展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发展过程与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契合性。这一点可以从我的新加坡研究中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为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上来观察新加坡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研究又扩展到了东亚政治，探讨东亚模式，并力图通过与东亚各国的比较来确定新加坡在东亚发展中的特色和地位。从一国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不仅是研究视野的扩大，是深入研究一国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视角。在这以后，仍然是感到研究的局限，也为了进一步比较的需要，研究了几年欧洲的政党政治，然后是重点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在研究的任何阶段都没有放松对于新加坡这个重要案例的关注和研究，以案例为比较的基础，以比较来拓宽案例研究的视野。可以说，我的研究和教学走过了一条从一国研究到多国比较，再到理论与方法，最后将理论与方法与一国研究或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这几年仍然是在学习和研究比较政治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当然，不能说我的这条学术道路适合与他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而且我自己也做的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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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在本体论的角度上，主流观点认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外国政治”，那么在比较政治学角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外国研究有何区别？您是否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比较平台只能是国别？
正如你说的，主流观点认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政治”，统计数据也可证实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题也是如此，这是指学科划分的情况基本如此。然而基本如此并不等于完全如此，将比较政治学完全等同于外国政治不但很早就受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这门学科为什么不称外国政治而称比较政治？这不符合学科命名的一般规律。二是一些理论范式如政治文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以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都被看成是属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而它们显然不是外国政治。从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划分来看，最早是把它放在政治学理论之下，后又放到中外政治制度之下，再后就是独立的二级学科，这也说明了学者们认为它包括理论、制度和其它因素。一些学者所说的“最近几十年来政治学的理论进展主要是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实现的”，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三是有人常说“比较政治是政治学中唯一一门以方法论(即比较方法)命名的学科”，这里实际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指它就是研究比较方法的学科，二是指它是用比较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的学科。两者都不是在说它是一门外国政治的学科。它不仅不等同于外国政治---一些学者指出很多国别研究没有比较，只是个性研究，并没有比较性，比较政治应该研究通则式的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两种歧义，一种是将比较政治学看成是比较方法的学科，这显然将外国政治排除在比较政治学之外，但在字义上符合方法论的学科界定；另一种是指只要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就属于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这样一来，比较政治学在整个政治学学科中会无所不在，也不是仅指外国政治。
学科划分主要是要尊重学科划分的基本规律，即按照学科本身的基本特质和内容来进行划分，但一些国家在政治学科划分时也会有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时代关注的热点、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学者的认识等，这都可能导致一些分歧。这就涉及到比较政治学中的“外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外国政治”或研究有什么不同。我想，这首先是一个不同国家的学科划分的问题。美国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是一个学科，所以美国的国际政治就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只不过在不同的高校它有不同的称谓。而中国在最初划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时并没有设立比较政治学，所以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比较政治学而研究外国政治的。随着比较政治学在我国成为政治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而新学科设立了却又没有取消或“正名”老的学科的内涵，这样矛盾就出现了。在现实中，国际政治学科中一些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也有一些人研究国别政治，还有一些人用比较方法研究外国政治，后者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政治。而如果一个学校设立了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那它至少是在强调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但实际上也存在国际政治学中的问题，还有的学校设立比较政治学科主要只是一个称谓，是将政治学各分支的研究都放在比较政治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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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在方法论的角度上，比较政治分析的基本逻辑是在复杂而多重的关系中探索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但正如您所说，政治现象也有量性现象与质性现象之分，政治现象的比较是对其功能或特质进行比较。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质性现象是否是量性现象的终点？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现象学和比较政治，我试着谈谈个人的看法。 政治现象是对人的社会活动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合作与冲突的关系的反映, 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变动性的特质。它既与自然现象不同，也与社会科学其它学科或领域的现象有所不同。总体来说，它是难以量化和实验的，或者说量化和可实验性的程度很低。例如，不但自然科学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量化和实验，而且像经济学这样的学科也可以对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行量化，而政治现象可量化的程度很低，我们通常进行的量化研究多是对政治现象的载体而不是政治现像本身进行的，即使如此，量化的程度及其研究也很受到质疑，关于效度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也是说，量化研究与量性现象还是有差异的。政治学的一般概念都是质性现象，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可量化性，例如政治文化被细分为政治认知性成分、政治情感性成分和政治评价性成分，这是一种低度的量化，在此基础上对其载体进行量化研究。国家的大小、政府的规模是在国家或政府这种质性现象基础上的量化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政治学的量性现象是依附于其质性现象的。政治学的所有现象例如权力、权威、政体、民主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进行量化或量化研究，但这种量化的程度或科学性要大大低于自然科学及经济现象等。但政治现象与另一些现象或另一些学科相比，则可能量化的程度会大一些，例如与人文学科相比。 尽管政治现象是复杂多样的，但同类政治现象的特质和功能具有同质性和相似性，就如同每个人都不同，但人的特质和行为方式具有相似性；每种权力结构都不同，但权力的属性和基本功能是相同的。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政治现象本身是客观的，但由于人们所处的位置和境况不同，有不同的经历、知识和能力, 处于不同的视角，因而所观察到的政治现象也会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和观点。这些特性就说明了政治现象有自己的客观性，但认识这种客观性是困难的。这是人们会有不同政治观点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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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曲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政治世界的复杂性，政治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只能接近而难以得出精确的结论，因此，政治学中无论是微观理论、宏观理论还是中观或中层理论都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合理或完全精确地解释政治世界中的问题。同时，这三个层次的理论都是不可或缺的，微观理论在解释个体的行为方面有优势，宏观理论对我们认识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和发展趋势是有益的。当然它们也各自有自己的缺陷，微观理论的情境问题和宏观理论的差异性问题都严重削弱了它们的解释力。而中层或中观理论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两者的不足，例如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微观与情境、情境与变迁的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并不能完全解决变迁的指向问题，只是用有限的概念对有限的或中观的社会和政治范围内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所以，从比较政治学的中观理论来看，它仍受到“理论越是具有普遍性，就越缺乏针对性；越是具有针对性，就越缺乏普遍性”这一规律的制约。早期的“依附论”也是如此，虽然描述了特定的发展环境和某些后发展国家的道路，但是它并不适用于很多后发展国家或此后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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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曲 相对于政治学理论这一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更关注于现实政治；相对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更关注于以中国为视角的现实政治，这包括世界政治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其中一个焦点或离不开的话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当然，这不是说它不需要理论，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尤其是构建发展模式一定需要理论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理论的指导。所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应该是指建构一种具有一定普遍解释力的发展理论、尤其是可以对各种发展模式作出解释，当然也应包括与此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这里是要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主要应关注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而有所区别。 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与以往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或从根本上来说与构建以其他国家为特色的比较政治学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如果你要建立的是一种客观的而不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的话，都需要对世界的各种发展模式做出客观而科学的解释，差别仅在于是以不同的国家为视角或典型案例来进行比较的。以本国为视角不意味着“种族中心主义”，而只是比较的过程是以本国为起点，比较的过程都是要不断地吸收他国作为案例进入比较的框架，最终是殊途而同归，比较的结论是相似的。不同的是，由于比较者通常对本国这个案例会有深入的解读，也会有更多的需要，因而以本国为中心展开比较研究会更为方便。以本国为视角或中心展开比较研究所要避免的就是“种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价值偏好。或者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种族中心主义”或将本国或本地区的制度或发展模式说成是最好的观点或理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或者说，建立本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目的是要在世界视野中认识本国发展模式的优点和缺点，而不是把本国模式说成是最好的，或者说成是最适于自己的。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进行比较研究，进行多国案例或多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就是承认人类有共同的命运、可以构建命运共同体吗？要用共同性的指标体系来评价各种发展模式，才能总结出发展的优势或劣势，这些指标至少有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自由和民主的质量、治理的水平、环境的质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等。 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还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还需要更多地在全球视野或比较的框架中对中国模式、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西方模式做出被广泛认可的解释和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阐释，是对中国这个案例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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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曲首先我要澄清一个问题，不是说自己研究一个国家就要无原则地夸大这个国家的优点，我也不认为新加坡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们研究一个国家，主要是从中国的视角出发，看看人家的优点，我们能从中学习什么，而不是主要看它有什么缺点。当然有时缺点也要研究，这是为了避免它所犯的错误。中央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向10位外国友人颁发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只有两位政治家，一位是日本的大平正芳，他任外相时推动了日本的对华数量很大的经济援助。另一位是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和资政的李光耀。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没有钱给中国，但为什么受到表彰呢？这是因为新加坡“深度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自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推动此事一直到近些年，中国就一直注重学习新加坡的经验。这主要表现在关注和学习它在经济管理、城市治理、政党建设、廉政建设、法制建设、政府体制、国家治理和企业管理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经验。当然，现在的学习早已不是过去学习苏联时的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消化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的经验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与中国有相当的相似性，在一党长期执政和威权主义体制下建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实际也是二战后后发展国家第一个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现在的人均GDP约6.2万美元左右。从方法论上来说可以避免相异案例比较得出的结论过于宽泛、与发展水平较低的相似性案例比较难以提供更好的治理经验的问题。而通过相似案例的比较可以离析出它们发生相异变化的原因，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导致新加坡建成了发达国家？进而，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比较可以比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多方面阐明渐进性改革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应在多大程度上和实行哪方面的改革更为合理这一具有量性特征的可操作性的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如何推进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改革才能在保持国家的治理权威与化解阻碍改革的因素这一对矛盾中达到次优平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有更多的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借鉴新加坡经验并选择新加坡的改革与治理方式与中国进行比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最后要说的一点是，新加坡的经验与国家的大小没有太大关系，世界上大国和小国都有治理的好或不好的，不是说小国就容易治理，大国也有自己很大的天然优势，中国就是充分利用了大国优势例如规模效益的国家。大小之间量性的差异不是没有，但经验主要是质性的，是功能性的。精英治国与严格而公开的选官制度与大小国家之间的差异有关系吗？国家之间的比较或学习所要关注的是其基本的经验，而不是完全模仿这种带有量性特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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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曲现在这是国家最大的事情，我和大家一样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我首先借“政治学人”这个平台表达我对一线医疗工作者的十分的敬意，对逝者的哀悼。无论从医学角度、自然科学角度，还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我都是外行，只能谈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主要是从政治环境的角度简单分析一下新加坡的情况。现在国际上对新加坡的抗疫措施有很高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之所以将新加坡称之为“佛系”抗疫，主要是它的应对策略较为合理和有针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防控机制的高效，在疫情发生之初就进行了有效的控制。我们知道，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型的传染性很强的新型病毒，这是它迅速扩散而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来看，人类是不可能阻止新发病毒发生的，换言之，面临新出现的、没有针对性药物和治疗方法的疾病是人类永远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只能在它发生后才开始进行研究和想办法治疗，因此，减少疫情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进行防控，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第一时间控制它的扩散。这就需要有很好的防控机制，而机制是由人来执行的，所以还必须有有利于机制和人发挥作用的政治环境。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与中国的交流密切，感染的机率很高，但它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与它的精英治国和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即专家尤其是医生及专家型官员对此反映敏感，第一时间发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这也需要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专家和官员不必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取悦上级而瞒住不报或自我算计太多，也不用担心被说成是谣言而受到训诫。我个人认为，在关系到生命或疾病的问题上，舆论要宽松一些。亨廷顿在治理腐败时曾说，过于严厉的限制会增加腐败的发生，因为它把多数人的行为都看成是腐败的，而治理这种腐败的方法就是放松一定的限制，使多数人的习惯不再被看成腐败，同时严厉打击真正的腐败。对待谣言也应是这个方法。此外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有舆论和社会精英的监督，可以对政府进行质询，施加压力，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不贻误战机，第一时间制定有效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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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曲 感谢政治学人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赞誉，我们会做的越来越好，不过现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都不是专业和专职的编辑，所以只能从学者的角度谈一些体会。 本来这种专业性的单一学科的学术刊物，尤其是像本刊这样的属于政治学次级学科的专业刊物，应该是依附于本单位的特定的学科团队来办的，由此可以形成刊物与团队的相互激励。但本刊所在的单位一直没有发展起这样的学科团队，这也就削弱了它的学术支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特别重视与其他高校的作者和学科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学科支持，也可以称为“松散的学科”合作。这表现在积极向知名学者约稿，同时特别关注青年学者，因为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的作者多是年青一代的学者。2019年将这个刊物放到天津师大举办，那里有较好的比较政治学科，所以，我们现在既有学术团队的支撑，也注重广泛的学术联系。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刊物的专业性和规范性，量力而行，不求做大，只求特色，并持之以恒。这表现在我们集中于发表比较政治学的稿子，即不是那种对比较政治学的广义理解。实际上，过去经常会有一些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的稿子投过来，但我们没有因为缺乏好的稿子而扩大选稿范围。同时在比较政治学内部，也强调稿子的理论性和规范性，换言之，不盲目追求热点问题。我们也关注时代的热点问题，也强调问题意识，但这要以学理分析为基础。尽管坚持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规范会减少大量稿源，但我们尽可能将这个特色丰满起来，这包括我们每年都要推动学界举行至少一次比较政治学论坛，这个论坛也强调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还尽量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微信公众号做好，这些都有利于办好这个刊物。
附：李路曲老师参加2019年首届政治学人全国学术年会暨“世界政治的秩序”学术研讨会内容速递
本期采编：霍盈州
审 核：大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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